“营改增”不是终点 增值税仍需继续改革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支持现代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升级。

此次推进的仍然是几个重点和难点行业的营改增的试点。显然，营改增离最后收官的阶段不再遥远，营业税被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也将指日可待。

从宏观历史角度，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营改增的现实意义。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至少从商鞅时期开始，重农抑商就是一项基本国策。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和盐业。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战火燃烧，大清政府已经无法从传统农业中筹集巨额的军费的时候，针对商品的“厘金”诞生了。所谓“厘金”，就是在普通商品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诸多环节，普遍征收的商品税收。

厘金的征收，本意是为战争筹集军费，具有暂时权宜的性质，但战争结束后，从地方到中央，全然产生对厘金的严重依赖，不但不能撤销厘金，此后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征收。这是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商品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其中蕴含着无限的“税机”，政府要放弃这个到口的肥肉，是不大可能了。当时和此后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这种税收，使其更为合理。

中华民国建立后，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经过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总算把一团乱麻一样的厘金，改造成了具有现代税收雏形的新型税种，这就是统税和营业税。

民国政府设立了统税，以当时大宗生产和销售场所的卷烟、棉纱、火柴、水泥、麦粉等商品为征收对象。统税被设定为中央税。统税的范围不断扩大，后来就改名为货物税，也就是今天消费税的前身。这种货物税主要是针对生产环节征收的。在商品的销售环节征收的，中华民国政府设定为营业税，这就是今天营业税的前身。在中华民国时期，营业税是地方税，在抗战时期曾经收归中央成为中央税。在中华民国时期，国内商品税的税种，主要的就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货物税和在销售环节征收的营业税。从历史的角度看，统税和货物税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营业税并没有克服当年厘金的弊端，即无限重复征税的问题。

营业税的死结就是在每一个销售环节都要以全部营业额进行征税，经过的环节越多，重复征收越严重。这个老大难问题被法国人首先解决了，那是1954年。那时候法国对营业税进行改革，对应税生产经营所用的一切投入物全面实行抵扣原则，并正式使用了增值税的名称。此后增值税风靡西方世界。当然，这时候中国的却走上以利润代替税收的道路，增值税与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企业实行“利改税”，工商税收重新回到生产和销售企业。已经成功实施30年的增值税，被引进到中国，在1979~1983年间进行试点。1984年，国务院颁布《增值税条例(草案)》，一部分商品如机器机械及其零件、汽车、机动船舶、钢材、自行车、电风扇、西药等实行增值税。当时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是相当狭窄的，而且居然有6档税率。

十年之后的1994年，中国进行大规模工商税收改革，增值税扩大了征收范围，简化了税率。此次改革一举使增值税成为中国第一大税。但1994年的税制改革留下了一些尾巴，成为巨大的遗憾。这就是，本应完全被更为先进、科学而合理的增值税取代的营业税，仍然保留下来。当时的分工是，增值税的征收对象是有形产品和动产，营业税的对象是无形(服务和知识产权等)和不动产。营业税保留，使困扰流转税几千年的重复征税问题不能解决；而且营业税与增值税分别存在，使服务和商品中的抵扣链条断裂残缺，增值税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发挥。

营改增将营业税彻底并入增值税，将会切掉1994年税改留下的尾巴，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全覆盖，打通税收抵扣链条，解决重复征税难题，是商品税的一次革命。营改增成功收官后，将会制定《增值税法》，同时废止营业税。

但是，营改增并不是商品税改革的终点，我国增值税本身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营改增后，中国国内商品税将主要分为增值税和消费税。增值税是一种普遍征税的税种，消费税是对某些商品，在征收增值税的同时特别课加的税收。在存在税率高低不一的消费税的情况下，增值税的税率就不应该太高。目前17%的税率显然是太高了，它和消费税一起，沉重地压迫着企业和消费者。所以，增值税必须降低税率。

相对于营业税，增值税具有完整的抵扣链条，克服了重复征税，无疑是一种良好的税种，但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作为商品税的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税负归宿难以确定，且具有累退性，总体上不利于穷人。从税收正义的角度说，也应该大力降低增值税税率，继而降低间接税在总税收中的比重，克服间接税的累退性，使税收结构更为优化合理。

增值税应该实行比目前更低的税率，这一点也应体现在将来的《增值税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