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策层降低宏观税负的新战略

　　2.企业所得税

　　关于企业所得税，我们主要提了这么几个建议，首先是企业的研发支出。发达国家税前按照研发支出可以抵扣150%以上，最高可以抵扣300%，就是说花100万研发，税前给你300万扣除，减轻研发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这个力度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现在经济转型就是要增加我们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建议国家企业所得税对于研发税前扣除的比例能够提高，这相当于政府对企业搞研发的重大支持。

　　其次，提高企业的折旧率。折旧简单来说就是投资者回收投资成本。折旧率提高说明我们政府允许企业能够比较快、比较早地回收你的投资成本。发达国家一直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

　　现在技术的进步非常快，比如一个手机，物理上坏不了，但是在技术上，更新换代非常快。我们过去大部分折旧率还是按照物理折旧算的，如果能够让企业按照技术折旧速度来确定折旧率，让企业能够尽早回收投资成本，更新设备，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

　　3.社保费用

　　我们国家社保缴费率偏高，这是全社会的共识。

　　现在是每个省份统筹，省里要是收不抵支，由省财政拨一部分钱补助，有的省自己补助还不够，中央再补助拿一部分钱。

　　年初国务院把缴费率由原来的45%降到40%，各地一律不能再增加，有结余的省份还可以降低。全国有很大差异，广东、浙江25%，但是辽宁、黑龙江还要40%，不但40%，还有一些类似取暖费之类的职工福利还是企业负责，没有交给社保。这个差距就影响了劳动力成本。

　　所以我们研究院提出要划转国有资本来补社保的缺口，降低缴费率并实现全国统筹。今年前不久国务院发了文件，要求所有的国有资本划10%给社保，这次划的社保就是准备要实施降低缴费率的政策，但是现在只说划还没有说降低，因为划了以后划的资本回报率等等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实践、探索，看有没有能力降低、怎么降低。全国统筹就更要晚一点，能和降低缴费率同时出现就不容易了。

　　4.住房问题

　　住房的房价已经成为企业劳动力成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华为，华为是非常优秀的企业，但是深圳房价上涨太快了，所以华为的劳动力成本要求上升，华为用的都是中高档劳动力，这已经影响到华为的经营。

　　所以它把下面机构搬到东莞松山湖，那边土地便宜，能降低劳动力成本。住房价格表面和企业成本无关，但是事实上已经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进共有产权房。比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可以出70%价格买房拥有70%产权，政府给他出30%拥有30%产权，多少年后他想要卖房子，70%归个人，30%归政府，这相当于股权投资的概念，减轻了买房子的财务压力。

　　5.个人所得税

　　这里主要指的是工薪个人所得税。高科技企业要聘请特别优秀的人才，工资都比较高。如果100万年薪，社保、个人所得税算下来，相当于一半的钱职工得，一半的钱交给政府，这说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偏高。

　　所以我们建议工薪的个人所得税也要降低一点边际税率，减少几个维度，扩大幅度，再提高一点扣除标准。看上去是减轻个人负担，实际还是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我们想这几个措施都能够使用的话：增值税的留抵税款问题、企业所得税折旧率问题和研发的抵扣问题、社保的问题、住房共有产权房的政策、工薪个人所得税。

　　虽然我们认为要改的内容很多，但是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如果这几个优先来改的话，我想对企业的竞争力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同时也是完成政治局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议可以优先考虑的措施，这一点我们已经写过报告。

在特朗普减税之前

中央已经做出了前瞻性决策

　　特朗普的税制改革立法过程完成了，我觉得在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上，我们一些专家对他的研究是不够的，以为他的很多政策是信口开河根本实现不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现在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加税的已经有好几项了。过去美国对外国商品实现反倾销反补贴都是由相关利益受损企业提出诉讼，然后美国政府展开反倾销调查。但是特朗普当总统之后不用企业申请，由商务部直接调查，哪些商品属于倾销就把税加上。

　　最近特朗普来中国签了2500多亿的合同，都是企业和企业签的，政府什么都没有签。他一回去就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原来我们设想双方讨价还价，一步一步谈判，但是这个路子对特朗普不太行得通。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领导人做出的降低宏观税负的决策是有前瞻性的，我们是去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做的决定，那时候特朗普还没有当总统。

　　所以我们现在按照俞正声主席的讲话，我们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落实政治局决议，不是因为你美国减税我中国才减税，现在美国减税日本说要减税、法国说要减税等等。

　　中国不是的，我们决策层早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现在是按照中国企业现在的竞争能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做出降低宏观税负的决定。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完成，这是决策层根据中国的情况和世界局势做出的有前瞻性的决定。

　　特朗普的减税，我认为也给我们增加了压力，全球化以后税制首先要能够保证你的经济体有竞争能力，你的经济萎缩了，能源必然萎缩，想调节差距就谈不上了。

　　里根总统减税促进了美国IT业的发展，如果这次特朗普减税引起美国资金回流，推动美国高科技重大发展，这个成功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如何使得我们经济转型，在科技创新上占据优势，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比较严峻的挑战。

　　所以在应对特朗普减税上，我们要在执行政治局决议上加快一点速度，加大一点力度，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018正和岛新年论坛大势私房课——许善达专场

　　财税是国家宏观调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大家都很关注。十八大以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十八大以后我们新的决策层颁布的一个体制改革文件，这个文件颁布以后社会反映非常强烈。

　　财税领域从战略上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宏观税负的问题，就是政府从每年经济创造中的新增财富里面要拿多少由政府来使用。

　　指标就是GDP做分母，政府收入做分子，使用的钱包括政府运行需要的经费，也包括政府用于民生的经费、军事、外交等等经费，总而言之，政府从新增财富中拿多少是任何一个经济体财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大体是三种看法：

　　一、我们国家现在人均GDP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300多美元，现在到了七八千美元，政府可以集中得多一点，集中力量办大事。

　　二、中国政府拿的钱的比例也差不多了，就稳定在这个水平上可以了。

　　三、中国政府集中的钱比较偏多了，应该降低一点，留给企业、留给居民多一点。

　　这三种意见一直有争论，我在税务局工作很多年，接触的企业比较多，结合全面形势，我赞同应该适当降低一点宏观税负。

　　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用的是稳定宏观税负，怎么理解呢？我的观点是我们的决策层并没有认为目前的税负水平很合适，而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需要一段时间来分析。

　　俞正声重要讲话

　　表明中央对“宏观税负”的看法

　　三中全会以后大家看我们国家的发展，军队也改革，现在要造航空母舰，另外我们的民生、教育、医疗也在加大投入。同时我们的企业，我们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慢了，怎么掌握这个平衡？

　　2016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有一个决定：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定是决策层经过了几年的思考，认为我们国家宏观税负是偏高的，所以要降低。

　　我们国家一个最重要的税制改革减税的措施是营业税改增值税，2012年在上海开始若干领域试点，各地对于上海试点的方案非常赞同，当年8、9月份的时候，很多省要求跟进。

　　但是当时上海营改增试点，有一个决策是减税的减少的财政收入，谁承担？过去如果有一个减税的措施，中央政府会给地方政府一点补贴。但是，2012年规定减谁的税谁承担，地方政府收入减少了中央不给补贴，所以营改增上海减税是地方自己愿意，上海愿意减税，上海愿意拿上海的财政一部分来支持这个减税，所以这个是反映一个地方政府对于税制改革的态度。

　　第一阶段营改增在全国推开以后，国务院宣布了在三个领域推进营改增：铁路、电信、建筑。但是铁路、电信实行营改增之后到建筑行业，营改增就不提了。这可以称之为第二阶段营改增还在推进，只是推进的速度减慢了。矛盾在哪里？就是地方收入减少给地方财政支出带来的压力太大。

　　2016年3月份，国务院在两会上宣布，决定5月1日在剩余四个行业建筑业、不动产、金融、生活服务业，全面推行营改增。

　　当时财政部的领导在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全面推行营改增，这是国务院给我们立下的军令状。”这表现这个全面实施营改增的决定是国务院做出的。

　　我认为这是我们财税改革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决策。7月份政治局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工作，在会上做出一个重要的战略调整，就是要降低宏观税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的“稳定宏观税负”已经明确为“降低宏观税负”，我认为这是里程碑式的决定。

　　后来专家学者们又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降低宏观税负是营改增全面出台之后的决定，营改增的完成已经降低了宏观税负。有人认为税不能减了，但是可以减点费。

　　2017年8月全国政协开了一次会，俞正声主席最后有一个总结讲话，这个讲话一共讲了七点意见，最后一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全面实施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政治局降低宏观税负这个决议的任务，我们现在要继续采取措施来完成政治局决议给我们的任务。”

　　作为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意见是我们还要进一步降低宏观税负，所以我认为他的意见是代表了我们决策层对于营改增以后宏观税负这个问题的判断。

　　财政部肖部长最近在财政工作会议上讲2018年要进一步财政减税降费就是坚决全面落实政治局决议的表态。

　　哪些税可以减？

　　首先，营改增虽然已经全面实行，但是中国的增值税仍然不是一个规范的增值税。

　　从2003年到2009年，我们花了6年的时间，允许企业买机器设备的货款可以抵扣，原来是不可以的，在1994年那个历史条件下也只能做一个不规范的增值税，然后逐步规范。

　　直到今天，增值税还是不完全规范。比如我们现在的税率很多，大大小小连个体户算上一共六个税率，欧洲只有三个，还有很多抵扣规范，抵扣率等等也存在不规范。

　　1.留抵税款

　　最应该优先考虑规范化改革的一项，就是我们增值税有一个制度叫留抵税款。

　　欧洲的增值税是每个月从销项减去进项，如果是正的就交税，如果是负的，税务局退税。我们国家是负的不退，我们叫留抵，就是你进项大你先在这放着，等你什么时候有销项再来对冲。

　　留抵政策的本质是什么？相当于企业预缴税款。对整个经济体来说，相当于我们国家预征了企业相当一笔的税款。

　　留抵税款的负担对什么企业影响最大呢？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因为这类企业投资规模大，两三年才能建起来，一开始生产又不可能一下子生产那么多，所以留抵税款时间比较长，相当于这些企业在你投资的过程政府就征你一大块税，你买设备17%，盖房子11%，要投几十亿或几百亿的项目政府预收的税数量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大飞机”，企业投资那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销售，所以这么多年都用的资本金在造飞机。资本金本来就很缺，还要把这么多税扣在这里。所以国务院决定对“大飞机”实行留抵税款改为退税。

　　我们联办财经研究院这次给有关领导的报告里面，建议凡是高科技重资产企业首先新的留抵税款改成退税。存量怎么办？分成几年逐步的退，有一部分企业自己对冲了，当然就消化掉了，企业消化不了的，分年退给企业，这个政策如果调整了，我们增值税才能够说基本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