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配套改革中的直接税改革——分析解读最新税改政策

　　导读：贾康教授指出，在配套改革推进过程中，财税配套改革里面的直接税，是一个硬骨头。10月1日开始按照新的个税税法，提高起征点，先回应社会需求，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次虽然要肯定个人所得税按照发展方向终于迈出了“综合”这一步，但只是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了，非劳动收入没有综合进去，这就造成了新的一轮对劳动收入的歧视。非劳动的收入，还是按照原来的老套路，一点都没有改变。这种直接税的改革，要做起来，要取得基本共识是相当不容易的。

　　9月5日，由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自贸区金融服务局）、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股权投资协会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主办、太平养老保险联合主办、复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提供学术支持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第九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特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作题为“中国配套改革中的直接税改革—分析解读最新税改政策”的主题报告。

　　　活动现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毅；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委员、副总裁张凤明；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以及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室各位领导出席本次活动。另外，还有来自政府和监管部门、金融界、企业界、商会、协会、高校、研究机构等近500位嘉宾济济一堂。

　　嘉宾致辞：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毅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毅在致辞中表示，贾康是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专题解读者，是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当今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形势，新的特点，在座的每一位心中都在想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相信通过贾康的专题演讲，一定能够把大家心中的问号拉直，对于下一步怎么样更好地推动经济、金融稳中向好，稳中提质，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彭毅介绍，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及太平养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管金融机构，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是太平人不懈的追求。今年以来，太平养老和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主办浦江养老金融夜话，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八期，今天是第九期。这八期论坛的举办，一批国内享有盛誉的知名的专家学者和管理大师，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盛宴，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头脑风暴。相信贾康必将为我们提供一场顶级的思想盛宴，我们将深受一场深刻的精神洗礼。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在致辞中指出，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贸易战打的难解难分，也让我们静下来思考很多问题。国际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后靠什么？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是靠高科技，靠我们的企业。美国人为什么那么牛？不仅是美元牛，美军牛，还因为有一批强大的跨国企业支撑，世界五百强企业里很多是美国的企业，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是领先的，数一数二的，比如软件，有微软，芯片有高通，大飞机有波音，发动机有GE等等。我们国家也在鼓励弘扬企业家精神，要鼓励更多的国企民企成长起来，强大起来。借用梁启超的话，企业强则中国强，企业富则中国富，企业自由则中国自由。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离不开环境，这其中就包括税收政策。中美贸易战，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软肋在哪里，也促使我们要进一步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要练好内功，要补齐短板，所以贸易战未必都是坏事，让我们更加冷静清醒下来。现在有很多经济学家说要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我们国民里面，人力资源里面最稀缺的，最珍贵的一种资源，把企业家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那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科技发展就会有希望，我们的国力就会强大起来。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的成果，是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平台，集战略投资、空间运营、平台运作、新媒体等功能于一体。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要打造陆家嘴讲坛的品牌，并已经培育了一系列讲坛，包括浦江养老金融夜话、陆家嘴资本夜话、金融科技海上夜话等。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背后必须要有知识、信息、思想来支撑，我们每次邀请有真知灼见的大咖来分享他们的智慧，这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应有之意。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在致辞中说，几年前“供给侧改革”概念在中国刚刚落地时，贾老师便是系统全面的阐述中国供给侧改革核心思想的领军人物。供给侧改革其中的一个核心就是税收。要推动经济发展，或者解决经济相关的问题，宏观层面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光靠货币政策是有限制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财政政策是我们整个工具箱里很大的部分，财政政策核心的核心就是税收制度。

　　谈及贸易战，钱军表示，贸易关系和税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美国现在对企业减税，但减税以后的一个大概率事件，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会有很大的增长，保守估计今后五到十年美国的政府赤字会增加2万亿美元。在赤字增加的背景下，如果美国家庭储蓄和投资政策不变，美国对世界的贸易逆差会更大。所以中美贸易关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归根到底都跟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有莫大关系。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是“浦江养老金融夜话”的学术支持机构，作为一个商学院，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致力于做好研究和教学两件事。其实在很多经济问题上，还是存在一些误区，所以学术研究，尤其是能够把中国的情况和国际的情况真正结合好的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教学，学院将科研的成果融入到教学当中，也准备邀请贾康老师来学院开展学术讲座。

　　主旨演讲：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贾康简介：

　　贾康，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上海市等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现场实录：

　　中国全面改革新时期的财税配套改革

　　贾康教授认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社会，从相关联的税制改革逻辑来说，一定要构建现代税收的制度体系。社会的现代化和税制的现代化，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进入了改革深水区，全面改革新时期在财税配套改革方面，中央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顶层规划文件里有关于现代国家治理的非常明确的核心理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简称现代国家治理。

　　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在治理所体现的制度安排、机制连接方面要有改造和创新，它和管理有内涵上的重大区别。管理显然更多强调政府自上而下的掌控，而治理是平面互动，管理和自管理，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现代国家治理合乎逻辑地引出，60条里面反复强调现代市场体系以及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的作用，后面必须跟上的是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所离不开的政府财政分配体系也必须现代化，就是要打造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现代财政制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把原来的物质文明的需要进一步给了一个最广泛包容性的表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面显然还要人的全面发展。人民有了温饱以后，有了发展以后，还要过有尊严的生活，追求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面还必须追求政治文明，法治化、民主化。所有美好的愿望要得到实现，碰到的制约是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而这个不充分，从理论上来说永远存在，人的需求没有百分之百完全实现的状态。不充分，关键是不平衡带出来的，不平衡是结构问题，这种结构必须克服，就要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套逻辑落到税制改革中间，有六大任务，但还有时间表的要求。营改增是2016年全覆盖了，现在是后续的呼应社会的需求，降低税率水平和细化具体执行的细则。

　　贾康教授同时指出，在配套改革推进过程中，财税配套改革里面的直接税，是一个硬骨头。直接税讨论了很多年，个人所得税综合和分类相结合，二十年前就写进了中央文件里面，好不容易到了今年两会上明确说要推进个人所得税新一轮的立法。10月1日开始按照新的个税税法，提高起征点，先回应社会需求，把起征点提高到5000，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次虽然要肯定个人所得税按照发展方向终于迈出了“综合”这一步，但只是把四种劳动收入综合了，非劳动收入没有综合进去，这就造成了新的一轮对劳动收入的歧视。非劳动的收入，还是按照原来的老套路，一点都没有改变。这种直接税的改革，要做起来，要取得基本共识是相当不容易的。一轮一轮地往前推，每一轮似乎都看到有明显的缺陷和遗憾。个人所得税有动作这值得肯定，但同时也留了一些改革没有完成的优化的任务。

　　房地产税更是讨论了多轮，房价节节上升，社会焦虑，老百姓不安。社会的焦虑反映到政府那边，政府必须采取种种的调控措施去适应社会提出的各种诉求。这是房价节节走高的时候必须要做的政府调控。如果在房地产市场波动式的发展过程中间出现走低，政府照样非常紧张。房地产市场低了也不成，高了也不成，到底怎么样才是合理？中央强调了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是关键，而长效机制是要靠基础性制度建设来打造。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都是比较典型的直接税，改革中怎么样把硬骨头的事情处理好，要求我们对于中央所说的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必要性做一个考察。

　　直接税的概念，指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税负很难转嫁，或者根本不能转嫁的税种，谁是纳税人，这个税负就由谁承担，直接落到纳税人的头上。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叫间接税，典型的间接税就是现在的流转税。现在中国的流转税，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后，第一大税就是增值税，消费税也算流转税。这种增值税、消费税，看起来纳税人是企业，消费税也是在生产环节生产的，增值税更是这样，一般人理解为企业在税负方面的感受，首先是从增值税这个税率设计上形成的负担。但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往下做就会发现，这种流转税在我们综合考虑所谓供求弹性相互作用在不同情况之下有不同的往后续税负的转嫁发生之后，最后这个税负在很大程度上是落在最终消费者，消费环节的。企业是在竞争中来比拼谁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税负加到价格里面卖出去，由最终消费者承担，形成了税负的归属，所以它叫间接税，看起来在企业那交了，但往后续转嫁了以后，间接地落到了最终的税负承担者那里。

　　直接税有一个再分配调节功能，它落到谁头上就是谁承担，可以比较清晰地判定社会要走向和谐和共同富裕，应该有一个现代社会都推崇的再分配抽肥补瘦的功能。这个再分配，如果从社会福利和特定对象的救济方面，叫转移支付，这是一种再分配。由先富的起来社会成员给国库多做贡献，也是一种再分配。它被比喻为罗宾汉税种，体现正义的功能，这种罗宾汉税种比较典型的就是落在直接税里面的财产税、遗产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对有支付能力的，先富起来的，由于种种原因作用之下，有收入和财产在自身上面的比较高水平累计的纳税人，给国库多做贡献之后，财政分配体系应该把国库集中的收入更多的考虑去辅助弱势群体，总体促进社会和谐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在中国现在对应的就是扼制两极分化。

　　中央是在三中全会文件上明确要求直接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个跟社会上一片减税的呼声是一个取向吗？肯定不一样。我们在宣传方面，心照不宣的不提征税，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到具体任务方面，说这是税制改革。说得直率一点，它涉及到的一定是在结构性减税，在进一步回应社会诉求，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有针对性地做加法的征税，提高直接税的比重，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总体的税收痛苦。

　　直接税改革中的激烈争议和历史性考验

　　在直接税改革的过程中，有几个相关的认识误区。从税收调节相关的“三论”，看趋向上的偏颇。

　　第一，是税收万能论。过去中国税制过简，到了充分重视税收以后，中国已经发展到了43种税，这里面有一些税，明显是有良好愿望的，然而实际上承担不了我们希望它发挥的调节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税，叫宴席税，希望通过这个税调节社会成员不要大吃大喝。怎么样征收这个税呢？实际上要委托所有的酒楼餐馆结帐的时候，一桌酒席800元以上，就必须加上这个税收。如果管理人员认真的执行这种宴席税，等于把客户推走了，这个宴席税后来就无疾而终了。这是税收万能论引出的可能走向误区的例子。

　　相反，有人滑向了另外一种误区，变成税收有限论，实际上讲的税收无用论。税收确实不是万能的，但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打造现代税制，没有一个税制改革去充分发挥税收应该发挥的功能作用又是万万不能的。

　　第三种，说税收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人类社会里面税收一旦产生，它成为一种制度，它一定有主观设计的因素，和它如影随形。税收一定要制度，制度一定有人为设计不可回避的具体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一定有高下之分，税制的设计水平评价是高一些还是低一些，我们无法回避用税制的可塑性来体现税制改革者应该体现水平的历史性的任务。这个税收一定是在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情况下，争取把它设计为一个尽可能高水平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不做税制改革的事，税制就自然演变，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税收自然演变论，顶多给人们一点启发，如税制做改革设计的时候，不要过于超前冒进，但绝对不是说可以放弃税制改革这种挑战性的任务。

　　美国人的进步时代里面，没有一个正面设计的政治改革的全面方案，但他靠着解决老百姓实际利益分配必须得到优化的税收制度，政府拿了钱以后怎么样用钱的预算制度，以及收税，安排资金支出，必须要有信息披露，公众参与。这套制度对接到法律的制度建设，这种合在一起形成的进步时代改良色彩的制度建设，实际上解决了正面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促进的是法治化民主化。美国四十年代的进步时代里面，在税收这方面，促成的制度特点，联邦政府，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政府，它主要的税种就是个人所得税这个直接税。美国没有多少间接税，以直接税为主，联邦政府为了过日子，最近这两年接近50%靠个人所得税，还有30%多是工薪税，这两个税基本上解决了联邦政府的财力来源。咱们国家政府体系主要是靠间接税过日子，美国当年就早早确定联邦这一级的政府靠直接税。它还有两级，州这一级更多的靠销售税。到了基层，主要靠房地产税过日子。美国的地方称为市也好，镇也好，都是一个层级上的政府，主要靠房地产税，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然后履行政府职能，去满足地方公共服务的需要。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印证了，美国社会总的税收痛苦是比较低的，它主要靠直接税，满足了政府体系履行职能的需要，而社会成员里面，大家都习惯了这种抽肥补瘦，习惯了收入多的纳税人，理所当然给国库多做贡献的制度环境。

　　到了中国，我们碰到了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跟美国正好反过来的情况，我们是间接税为主。过去有人说符合中国这种发展经济体的特殊情况，老百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政府通过流转税把税收入了库，形成自己的财力了。这几年，纳税人意识觉醒以后，受到了压力了。特别是谈论中国怎么样现代化的时候，直接税的正面效应越来越多地被人讨论。直接税在美国有一个自动稳定器的说法，联邦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功能，在经济高涨的时候，随着普遍收入的上升，边际税往上上涨，发挥收缩的功能。这个自动的升和降就是带来自动稳定器的调节功能，这个功能在中国越来越多的谈论有没有可能跟美国学一学，要学的话，必须要改造中国间接税为主的制度结构。